【土地改革的意义】为什么要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比如土地税收制度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等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因此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可以说一直都在进行。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村举行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

　　2014年11月11日获悉，由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多部委参与制定的土地改革总体方案已成形并提交审议，预计最快可在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推出，并在2015年安排试点。
　　土地改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土地改革是指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即把一部分人占有的土地转移给另一部分人所有。广义的土地改革不仅包括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且包括土地租赁契约的改变。
　　土地改革是一种通常存在争议的社会安排或改造，其目的是使政府能够管理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土地改革通常由政府或政府所支持的房地产商发起并重新分配，改革目标一般为耕地。有时土改会变为一种更具有革命性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政府的强行拆除或接受，这也是反对土改的主要原因之一。
　　无论世界各地，纵观其历史，人民对与土地有关的不满一直是挑起革命和其他导致社会动荡的最常见因素。对于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民来讲，土地所有者拥有着特权，即侵吞部分甚至大部分的产品然而并未对生产做出相应的贡献。这是阶级之间的不平等。

　因此，土地改革通常是指土地所有权由人数相对较少的富有者、大量土地的所有者（如贵族、庄园、农场主，或通称为土地主）向那些耕作者的转让。但广义的土改并非完全是这样，政府对土地进行的征收以及农业集体化改造亦被纳入。在改革过程中，部分转让会给予地主相应的补偿，金额从象征性的小数目至土地实际价值均有。而某些改革甚至不需要所有者同意，即土地革命。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两次最着名土改运动分别为土地改革运动与耕者有其田运动。
　　改革区别
　　中国历史上三次土改，三次之间的区别：第一次是民族主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全国一致反抗日本侵略。第二次是阶级斗争时期，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实行有阶级区分的土地政策，联合贫下中农对抗资产阶级。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措施，所以保留了富农经济，减少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阻力，为经济恢复建设提供稳定的保障。
　　第三次与前两次的区别：1.范围更广（以往是在根据地或解放区进行，这次是在全国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推行）；2.目的有了新变化（以往是为了赢得革命的胜利，这次是为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3.对富农实行了新的政策（以往是打击或限制，这次采取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4.影响更深远（这次土改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土改意义
　　（一）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也被消灭；
　　（二）农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
　　（三）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五）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为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新土改
　　三中全会或启动新“土改”
　　30年前中国的改革就是肇始于农村，时至今日，高层再次部署新一轮改革由农村发轫。这也被看作是对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种充满现实意义的纪念方式。十七届三中全会将系统回顾总结3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和经验教训，部署新一轮农村改革。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时表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分析人士认为，胡锦涛在视察安徽时的讲话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定下了基调，也透露出可能会有突破性的政策出台。
　　延长承包期农地要变“活”
　　也开了土地“竞拍”流转的先河。
　　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在即将于10月9日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个月里，调研河南和安徽这两个同位于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显然具有深意。
　　有些专家据此表示，中央可能会延长土地经营权的年限，将农村土地的承包期从现在的30年延长到70年，同时允许土地“以多种形式流转”。
　　这一系列的信号均显示，农村土地将变“活”起来。而“活”的方向之一，就是让农村土地在有限的条件下能够产生适度规模经营，产生规模效益。

　　新土改革命的治国方略小农经济向大农业转变
　　北大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曙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在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症结上有所突破。他认为，农村改革的方向是逐步放开农村要素市场，健全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30年农村改革，我们提倡统分结合(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但基本是分而不合，这样的小农经济已经不适应当前全球化、大规模产业化的竞争要求。”他表示，中国必须有组织地实现由小农经济向大农业的转变。
　　在农村金融方面，他认为要做好两项“对接”工作，一是把国家财政的惠农政策与农村金融机构对接，对于支持“三农”业务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另外，要实现大金融机构与农村小金融组织的对接，比如委托贷款等。